王阳元：奋斗永不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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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年各大报纸的科技新闻，“中国‘芯’”这三个字让中华大地欢欣鼓舞。在结束了几十年的无“芯”时代之后，中国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微处理器核心技术，设计出了一批中国“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历经40年艰苦求索，终于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开始了飞跃式的发展。
如果你被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程所鼓舞，那你一定也会被一个人的故事所感动，他就是王阳元。王阳元，1953年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后担任北京大学微电子所研究室主任、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用一生的时间见证着中国集成电路事业的发展。
执着——“再坚持一下”
“贵在执着，重在分析，在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必将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王阳元

王阳元是浙江人，1935年1月1日出生于宁波柴桥镇一个平凡的个体劳动者家庭，他的传家格言是“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事无奇但执真”。“厚道”“执真”二字，道出了王阳元院士一家人一生勤勉、锲而不舍的人生原则。祖父的以厚道传家和父亲的“无奇但执真”的人生故事，就像准绳一样，比量着王阳元自己的人生轨迹。1953年，王阳元高中毕业，怀着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他决定报考一流名校。他的三个志愿全都填了北京大学，并被第一志愿物理系顺利录取。执着的追求给王阳元带来了不少难得的机遇。王阳元入学之初，正值我国院系调整不久，北京大学物理系聚集了一批全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大师。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12年科学规划后，半导体作为五大门类学科之一得以重点发展。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五校联合在北京大学举办半导体专门化教育，北大再一次云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半导体专家。王阳元成为时代的宠儿——作为第一批学生被重点培养。在这一段青年成长最关键的时期，王阳元在大师的春风中尽情沐浴，聆听他们字字玑珠的教诲，学习了有关半导体理论与技术的多方面知识，为长期在微电子领域开展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对于王阳元来说，这些宝贵的机遇，并非有意求得，而是在执着追求的道路上不断进步的台阶。
1958年，王阳元毕业并留校任教。在这个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他再一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微电子事业联系在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向着理想坚定地走下去，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怀着这样的信念，王阳元又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奋斗历程。经过近八年坚忍不拔的奋斗，1975年，我国第一块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问世，这被称为是我国MOS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比Intel公司研制的硅栅N沟道MOSDRAM只晚了4年，这一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没有净化室、没有进口先进设备的条件下，他们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奋斗的艰难和研究人员的牺牲精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可是面对后来从事微电子学研究的学生、同事，他却很少提及当时的苦难。他总说：“首先必须承认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即承认失败的极大可能性。同时善于用各种理性的方法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突破口，使每一次失败都向成功迈进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多次地错过成功的机遇，但只要坚持不懈，必然会看到胜利的曙光，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些集成电路事业的先驱者，用他们不畏艰难、奋斗不止、甘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在我国微电子学研究历史上铸造了一块精神丰碑。
“永远前进”——战地黄花分外香“永远前进”，是王阳元对待未知事物的一贯态度，是他能够坦然面对现实，勇敢憧憬未来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不期而至。也许，先驱者心中都怀有这样的信念。也许，只有怀有这样信念的人才能追赶飞速发展的时代。
王阳元很早就认识到了集成电路技术对于信息社会的巨大意义，他在很多场合多次强调，微电子技术是信息社会的基石，集成电路技术是一种使其它所有工业黯然失色，又使其它工业得以繁荣发展的技术。创业之初，王阳元深知中国微电子学起步的艰难。为了凝聚所有研究人员的力量推动中国微电子事业，提高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技术水平，他带领着硅栅N沟道科研小组，组织了3期短训班，无偿地将苦苦奋斗了八年的科研成果——硅栅N沟道工艺和1024位MOSDRAM的设计版图转给二十个单位，并派出小分队去讲课、辅导，帮助同行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使我国MOS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024位MOSDRAM研制成功后，教育部、北京市政府都对北大微电子研究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拨专款建设微电子净化实验。1983年，新建成的600平方米实验室投入使用，然而所有人却一筹莫展：光有实验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仪器设备从哪来？科研人员从哪来？课题经费从哪来？研究体制从哪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世界迅速发展的微电子技术，如何才能走到国际前沿上去？此时摆在王阳元面前的，是机遇，更是崭新的人生课题。他是一个从不思退的人，所有的问题只要摆在眼前，就一定要找到解决的方法，哪怕付出一生的努力。王阳元凭着在微电子领域十几年的攻关经验，在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微电子发展先进的地区开展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之后，向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提出“团队派出”的建议，将当时重点培养的学术带头人组成一个团队到先进地区和大学进修，从事合作研究。后来这些骨干不仅成为北京大学微电子所的，而且成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实践证明，人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突破一切难关的关键力量。经过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起步之初的这段经历，王阳元更加坚定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清晰思路。他亲笔书写的“得人才者得天下，集人心者集大成”，砥砺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王阳元教授在纪念集成电路发明60周年学术会议上

微电子学和集成电路技术在八十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集成电路被誉为高新技术的“皇冠”，而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与软件工具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谁拥有这颗“明珠”，就意味着谁拥有了发展高新技术的主动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祖国需要自己的时刻，王阳元毫不犹豫地出任全国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专家委员会主任。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他将全国优势力量组织起来，并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带领科研人员发誓要攻克这一技术难关。王阳元总是勉励大家说：“这是我们科技人员报效祖国的最好机遇，我们一定要科学分析，克服困难，找到对策，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
经过六年奋战，我国第一个按软件工程方法开发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研制成功了。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继美国、西欧、日本之后进入到能自行开发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先进行列，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之后，中国的微电子研究开始紧盯国际前沿，一批又一批学术骨干成长起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进入九十年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已经能够在一个芯片上制造出1000万个以上的晶体管和元件，以此为基础的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使通信、娱乐、保健、制造、管理以及其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集成电路所用的微细加工工艺虽然已经迅速发展到了可以制备提供高速、微型化、低成本的信号调制和运算能力的芯片的水平，但作为为集成电路获取外界信息和根据设计要求执行操作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在功能、尺寸与成本等方面还远远落在后面。发展适合于制造微传感器和微执行器的微机电系统（MEMS）的加工工艺和技术势在必行。微机电系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涉及精密机械、微电子材料科学、微细加工、系统与控制等技术学科和物理、化学、力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它所具有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和多领域应用的可能性，深深吸引了王阳元。他认为这个综合的新兴学科特别适合在北大发展。北京大学扎实的多学科基础，尤其是雄厚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基础，以及信息技术、电子学等应用学科基础，正好为微机电系统的开发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经过多方努力和王阳元的建议，1996年国家主管部门在北大设立了国家级微米/纳米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王阳元任主任。实验室建设之初，王阳元对它的定位是：“真正的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自主研发，从基础层面上提升我国微机电系统研制和开发水平。”经过七年的努力，这个实验室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与集成电路设计兼容的微机电系统设计平台和加工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复杂几何图形可以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出来。微电子学研究是一门来源于实践，最终还要服务于实践的学科。因此在王阳元心中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实践基地，为中国的微电子学研究搭建更为宽广的实践平台，并且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实践。微机电系统实验室的建立和管理一直都本着这一原则，成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成功范例。但王阳元并不因此停止向前的脚步，他在为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院题词中说：“发展未有穷期，奋斗永不言止。”2000年，王阳元与林兰英院士、李志坚院士和吴德馨院士等一起发起，建立了由北京大学牵头的“973”基础研究课题，从事亚50nm的新器件和工艺的研究，为下一代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做准备。2004年，69岁的王阳元又与严晓浪教授、张汝京博士等一起发起，由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院等与中芯国际合作申请建立了“863”高技术课题，进行90nm-65nm大生产技术研究，直接瞄准当前国际最前沿的大生产技术。领衔这些课题的首席科学家和课题负责人张兴、黄如、康晋锋教授等都是王阳元的学生，他们是新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走过了20多年艰辛的奋斗之路，王阳元和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终于迎来了中国微电子学的春天。从他们面对困惑的前景选择了微电子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刻起，从他们决定把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建成一间符合多项苛刻的实验条件、具有国际水平的微电子研究实验室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是在年少时就埋在王阳元心中的一颗希望的种子，它已经在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院生根发芽。回顾自己在微电子学研究领域一生的耕耘，王阳元说出了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人生易老天难老’，不管如何，将一生与祖国兴旺、民族发达联系在一起，并为此而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直至终生，则是最有意义不过的了，这也就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吧。”
辨证的方法——打开成功之门王阳元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微电子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执着精神使他抓住了一个又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辨证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是他开启成功之门的金钥匙。
系统研究，掌握本质，是王阳元为人、做事、搞研究一贯的方法。用王阳元自己的话说，“创新不是对事物某个局部认识的修修补补，不是零敲碎打地解决问题，而是整体研究，深入掌握其本质。”王阳元一直勉励研究人员，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该有一个全局观念，这样才有可能提出一些战略性变革方案。王阳元能够凭着对微电子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引领一大批科研人员推动中国的微电子事业从起步到腾飞，也正是这种观念和方法的验证。王阳元在科研过程中还总结出了这样一条规律：“开展系统研究，运用理性思维，也会大大提高对机遇的敏感性，可以缩短整个研究过程。科学发现的必然性是寓于偶然性之中的。”这是一个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必然规律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王阳元在科学研究中探询并实践着这种精神，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科研成果。回首50年的科研道路，面对一张张年轻的探索者的面孔，王阳元多想把一生的体会和心得都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超越自己，做出更大的成绩。他清楚地知道，一个科学家真正应该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著作或者科学事实，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科学探索的精神。
志同道合——“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王阳元院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和爱人杨芙清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也全都是博士。每当提起这个家，王阳元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王阳元院士与夫人杨芙清院士

说起管家之道，还是杨芙清总结得好：“我们这个家是没人管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学习’”。王阳元46岁开始学英语，语法、单词、口语、听力，样样不灵。他就在家贴小条，厨房、卧室、客厅、书房、卫生间，凡是能贴纸的地方几乎都被他贴满了。这回可好，王阳元一回到家就像回到了英文小天地，见到小条就念、就背。女儿还在作文里形容了老爸学英语的那股子“牛劲”，“学习就是进步，认准就干，不怕笑话！”成为王阳元留给女儿的深刻印象。现在，杨芙清和王阳元依然在为各自的事业忙碌着。一回到家里，书房就是他们俩最钟情的小天地。书房正中摆着两张大书桌，下班后打开两盏昏黄的小台灯，两人相对而坐，整个书房便弥漫着沉静。每当形容起寂静的深夜，在灯光下伏案冥思的感觉，王阳元总是情不自禁陶醉其中，就好像那是一种人世间最美好的境界。当年的王阳元和杨芙清也正是因为有着同样的感怀走到了一起。
回忆起同杨芙清风风雨雨50年的生活历程，王阳元饱含深情地说：“我与杨芙清院士是在北大燕园相识的，是在留校工作后结为终生伴侣的。事业与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组成了家庭，幸福的家庭又在支持着我们俩各自的事业。有这样一件令我特别不能忘怀的事，1962年，当我们刚刚度过困难时期，并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她又将以专家身份二度去苏联杜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这次与上次回国仅仅只隔3年。在我送别她时，她说：‘好在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曾用卖掉旧杂志的钱来度过薪金接不上的一周。即使在那种时候，她仍支持我购置必要的书籍。一个纤秀的江南女子，内心却远比我坚强，在困难的时候我总能得到她的支持。人生难得一知己。”
王阳元在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工程学院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从1953年跨进北大的校门起，王阳元就再没离开过母校。他把自己青春的热血洒在燕园的土地上，在这里耕耘理想，培育更年轻的建设者。在燕园，王阳元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对祖国有贡献的科学家。他有了与自己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爱人，有了热爱生活和事业的儿女，有了自己钟情的工作岗位。他用无可辩驳的业绩，证明了自己执着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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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文字有改动
美编：赖雯燕审校：黄洪翔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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